沈涛1，何星2

（1.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2.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四川南充637001）

　　摘要：发展乡村产业是防范规模性返贫的主要路径和长久之策。贵州地理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与周边省份相比产业发展难度相对较大。对贵州47个特色乡村产业项目实地调研，发现贵州乡村产业持续盈利能力较弱、带动“脱贫摘帽”农户持续增收能力也有待提高。产业脱贫曾是贵州最主要的脱贫方式，而产业发展后劲不足有可能导致“脱贫摘帽”农户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促进贵州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要增强乡村产业项目选择能力，建立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强乡村产业项目财务管理。

　　关键词：产业脱贫；规模性返贫；返贫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
 

　　一、贵州以发展乡村产业防范“脱贫摘帽”农户规模性返贫风险的举措

　　（一）提升“脱贫摘帽”农户内生发展动力

　　激发“脱贫摘帽”农户内在致富意识，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努力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变，“脱贫摘帽”农户才能稳定脱贫［1］。部分“脱贫摘帽”农户过于依赖政府帮扶而缺乏自我发展意识，存在“等、靠、要”思想。但“送资金”并非长久致富之计，产业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让产业成为乡村“造血”式发展的内源。为此，贵州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产业发展思路，着眼扩大规模，立足提质增效，支持地域特色鲜明的产业，深化三产融合发展理念，打造产业集群，带领“脱贫摘帽”农户稳定增收。

　　（二）大力培养新农民

　　培养新农民是抑制“脱贫摘帽”农户规模性返贫的重要之举［2］。新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视野、懂经营、善管理。乡村产业发展会激励出现更多的新农民。一是在乡愁感召下，部分在外就业创业的农业人才回流，返乡就业创业，促使人们积极提高自身技术技能。二是政府可以开展乡村待业人员技能培训，拓宽发展机会。贵州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数字乡村建设，鼓励农户加入专业农业合作社，组织农户外出学习，开展新型农民培训，提升知识技能。

　　（三）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要发展，农民要致富，配套基础设施就必须完善［3］。产业项目建设投入后，为推动产业发展，相关部门就要拔除产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特色产业发展中，贵州不断围绕产业基础升级相关基础设施，改造乡村道路、建设地下管沟、完善农田水利建设、打造数字乡村，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二、“脱贫摘帽”农户规模性返贫风险评估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本研究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2021年7-9月、

　　2022年7-9月和2023年7-9月对贵州省乡村产业项目参与者和47个特色乡村产业项目的深度实地调研，并在2024年进行了电话随访。47个特色乡村产业项目包括22个特色种植业项目、15个特色养殖业项目、10个特色文旅项目。调研对象包括县委领导、农业农村局领导、乡镇书记镇长及相关工作人员、村“两委”成员、驻村工作队成员、脱贫家庭和普通村民等。其中，对政府、企业、村“两委”相关工作人员和驻村工作队队员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并收集整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和创新实践等材料，对脱贫家庭、普通村民和驻村工作队队员采用了面对面问卷调研的方式，收集“脱贫摘帽”农户的家庭人口特征、疫情影响、收入变动、就业情况等资料。

　　表1是对参与贵州乡村产业项目的184名普通村民和62户“脱贫摘帽”农户的调查结果，主要包括样本中家庭人口特征、产业项目对农户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溢出效应、产业项目就业效应和对产业稳定性评估4个方面。统计结果显示：贵州乡村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产业项目带动非脱贫人口的收入增加程度高于“脱贫摘帽”人口，产业项目相关基建配套带来的就业效应非常显著。
表 1   人口特征与产业效益表

类别	变量含义及赋值/%	数值
调查家庭人口特征	16~65岁劳动力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	59.2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总调查人口的比例	45.3
	初中文化程度占总调查人口的比例	38.8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总调查人数比例	15.9
	年增收500元及以下的人口占调查总脱贫人口比例	39.4
	年增收501~1 000元人口占调查脱贫人口比例	33.7
	年增收1 001~1 500元人口占调查脱贫人口比	18.3
	年增收1 501元以上人口占调查脱贫人口比例	8.6
产业的溢出效应	年增收500元以下人口占调查非脱贫人口比例	30.3
	年增收501~1 000元人口占调查非脱贫人口比例	26.8
	年增收1 001~1 500元人口占调查非脱贫人口比例	21.5
	年增收1 501元以上人口占调查非脱贫人口比例	21.4
	通过产业项目前期基建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	57.8
产业的就业效应	通过产业项目运行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	36.4
	脱贫户获得公益性岗位的比例	5.8
	认为本村产业发展非常稳定（失败风险<10%）的比例	8.1
	认为本村产业发展比较稳定（失败风险<25%）的农户比例	16.3
产业稳定性评估	认为本村产业发展一般稳定（失败风险<35%）的农户比例	28.5
	认为本村产业发展不稳定（失败风险>50%）的农户比例	32.7
	认为本村产业发展非常不稳定（失败风险>85%）的农户比例	14.4

注：表中年增收单位为人民币。

　　（二）产业视角的返贫风险判断

　　依据产业发展对抑制规模性返贫的理论分析，基于产业发展能力对贵州“脱贫摘帽”农户规模性返贫风险进行分析评价。产业发展能力运用两个评价维度，即产业项目的持续盈利能力和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增收能力。

　　为判断乡村生态产业项目的持续盈利能力，按种植业、养殖业和文旅业对已经进入产出阶段的产业项目进行分类，将2021-2023年实际盈利能力与产业项目申报中预期经济产出进行对比，问卷采用实际盈利与预期收益的所占比例来表示产业项目盈利能力的稳健性。表2是乡村产业项目持续盈利能力调查表。结果发现：一是三类产业项目中部分项目实际盈利与预期收益有差距。二是种植、养殖和文旅三类产业项目实际盈利能力均出现不稳定且减少的趋势。如种植类产业项目2021年、2022年、2023年实际盈利超过预期收益7成的所占比例分别为25%、7%和14%，养殖类产业项目2021年、2022年、2023年实际盈利超过预期收益7成的所占比例分别为21%、4%和6%，文旅类产业项目2021年、2022年、2023年实际盈利超过预期收益7成的所占比例分别为15%、8%和3%。三是三类产业项目中不盈利的项目数量有所增长。2021年、2022年、2023年种植类未实现盈利的产业项目分别占到调查项目的18%、25%和34%，养殖类未实现盈利的产业项目分别占到调查项目的20%、43%和53%，文旅类未实现盈利的产业项目分别占到调查项目的32%、65%和78%。
表 2   乡村产业项目持续盈利能力调查表

	种植类产业项目		养殖类产业项目		文旅类产业项目
年份	实际盈利与预期收益比/% 90    70    50    20	不盈利	实际盈利与预期收益比/% 90    70    50    20	不盈利	实际盈利与预期收益比/% 90    70    50    20	不盈利
2021	32    25    14    11	18	38    21    12    9	20	12    15    17    24	32
2022	12    7     19    37	25	5     4    22    26	43	0     8    12    15	65
2023	3     14    17    32	34	2     6     18    21	53	0     3     8    11	78

　　为判断贵州乡村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增收能力，对脱贫户和合作社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的实际增收情况和产业申报时的预期增收进行了对比调查，表3是贵州乡村产业项目持续带动增收能力调查表，结果发现：一是产业项目实际带动增收与预期增收有一定差距。2021年、2022年、2023年脱贫户实际增收在预期增收7成以上的分别为25%、21%和15%。2021年、2022年、2023年合作社实际增收在预期增收7成以上的分别为7%、4%和8%。二是存在未能实现增收的客观情况。2021年脱贫户未能从产业项目上实现增收的比例为18%，2022年为20%，2023年为32%。2021年合作社未能从产业项目上实现增收的比例为25%，2022年为43%，2023年达65%。
表 3   乡村产业项目持续带动增收能力调查表

2021年产业带动增收情况	2022年产业带动增收情况	2023年产业带动增收情况
实际增收与预期增收比/% 未增收 90    70    50      20	实际增收与预期增收比/% 未增收 90    70    50   20	实际增收与预期增收比/% 未增收 90    70    50    20
脱贫户   32    25    14     11       18	38    21    12    9    20	12    15    17     24     32
合作社   12    7    19      37       25	5     4    22   26   43	0     8    12    15    65

　　贵州乡村产业项目存在一定脆弱性，持续盈利能力和带动“脱贫摘帽”农户持续增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脱贫是贵州最主要脱贫方式，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导致“脱贫摘帽”农户规模性返贫风险客观存在，规模性返贫可能性需要重视。

　　三、造成规模性返贫可能性的原因分析

　　（一）农产品价格波动导致生态产品收益不及预期

　　农产品的潜在市场与真实市场的差异较大［4］，农产品的周期性价格波动导致收益不及预期。2019年，某镇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某农业有限公司投资600万元，在A村发展九叶青花椒种植约67公顷。2020年，镇政府再次整合中央财政专项脱贫资金697万元、财政涉农资金1 094万元，与该农业有限公司合作，扩大花椒种植规模240公顷，其中在A村扩种133公顷，同步配套花椒烘干和冷冻等设备。按照之前的产业收益测算，预计每株产量为5千克、1 335株/公顷、10元/千克计算，每公顷产值为6.675万元。根据公司和村合作社合作协议，村合作社每年分红毛利润的1%（13.35万元），251户脱贫户分红毛利润的5%（66.75万元，户均0.26万元）。同时，A村花椒种植基地每年管护、采摘需要3万个人工，每年带来劳务收入可达240万元，务工人员还可以学习管理技术，提升技术水平。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2020年花椒市场收购价格波动较大，运输成本增加，导致产业收益不及预期，脱贫户从该产业获取的收入户均只有0.05万元。

　　（二）自然灾害导致生态产品减产、农户减收

　　B村共有农户503户2 253人，其中建档立卡脱贫户139户582人，居民经济收入以种植业为主。经过多次考察，该村决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红肉蜜柚产业，将800米海拔以下适宜种植柚子的区域规划为柚子种植区，大力发展柚子脱贫产业，鼓励当地群众积极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实现把“输血”式脱贫逐步转化为“造血”式脱贫［5］，走出一条脱贫的“绿色”大道，让脱贫群众真正走出贫困，实现增收致富。按照测算，红肉蜜柚种植第3年后开始挂果，每株挂果20千克至25千克、每公顷825株，每公顷共计16 500千克至20 625千克，按每千克4元计算，每公顷收入可达6.6万元至8.25万元。进入盛果期后（即第6或第7年后），每株挂果重量50千克至150千克，每公顷收入16.5万元至49.5万元。B村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流转村民土地133公顷用于规模化种植红肉蜜柚。2020年受到柚子花芽分化差和年初寒潮的影响，很多花期或幼果期的柚子落果严重，柚子同比减产20%～30%，加之红柚订购价在每千克2.6～2.8元，低于预期收益，导致脱贫户分红无法持续。

　　（三）生态产业种养技术欠缺导致收益不及预期C村距镇政府所在地10公里，森林覆盖率80.43%，耕地面积31.75公顷，林地面积784公顷。

　　村级下辖4个村民小组，3个30户以上自然寨，全村336户1 700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78户945人，2019年年底已全部脱贫出列。C村建设300只山羊养殖基地一座，采购种羊40只，羊崽60只，配套建设入场道路、水、电等设施，总投资54.5万元，资金来自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补助资金。按照测算，种羊繁殖率2年3胎，平均每胎产羔羊2只，40只母羊年产羔羊80只，按存活率95%计算，年可出栏羊76只，其中前期有商品羊可出栏57只。根据当年市场销售价，每只1 420元，可收入18.886万元。减去生产成本及相关费用6万元，年预计实现净利润12.886万元，受益户336户1 700人。预期村合作社年增加收益2.577 2万元，336户户均分红0.038万元。但实际运营过程中发现，山羊疾病防疫、草料储备成本增加等原因导致项目至今未能盈利。

　　（四）旅游产业化程度不足导致乡村旅游收益不及预期

　　D村围绕“旅游强村，经果富村”的目标定位，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村集体“三资”全部注入股份经济合作社，由合作社代表村“两委”经营管理村集体资产实现全民持股。目前，核定资源资产671.86万元，确认股东2 160人。合作社以发展旅游服务业为主，引导和扶持村民发展餐饮、住宿、农家乐等产业，带动全村16个组2 396名群众实现增收致富。通过盘活资源资产，将闲置的村办公房、空置商铺、集体水渠、集体土地、森林资源等集体资产资源进行盘活，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约230万元。其中村闲置办公房出租每年收入8万元，空置的3间商铺出租每年收入1.7万元，集体水渠出租每年收入1万元。将移民安置点脱贫产品展销中心对外出租，租金26.5万元，租金20%作为村合作社经营管理费用，剩余收入4个村平分，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6万元。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下设市场经营管理工作专班的形式，负责对小镇及综合市场进行管理，每年小镇内的卫生费收入15万元，车辆管理费收入15万元，综合市场的经营管理费收入5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和运行成本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为留住游客过夜，村合作社利用闲置的广场与演出公司合作运营民族风情文化脱贫文艺展演，合作社负责维护现场秩序，推荐服务员、演员等，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万元，同时解决服务人员和演职人员就业30余人。实施合作社纯利润的60%用于股东分红、30%作为合作社公积金（滚动发展资金）、5%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集体公益事业基金、5%作为村“两委”及合作社管理人员绩效奖金的利益联结机制。合作社发展成效直接同村“两委”、经营管理人员、社员的利益挂钩，提高大家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由于旅游产业化程度不足、乡村旅游“内卷式”竞争、疫情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受到冲击，收益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带动“脱贫摘帽”农户持续增收［6］。

　　（五）后期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特色生态产业发展受限

　　后期资金投入是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的保障［7］。E村支柱产业一直是烤烟，全村烤烟种植超过80公顷，村民自主投资，涉及30户烤烟大户，每户每年毛收入20万元左右，由村民自主所得，不参与分配。2020年后发展水产养殖6.67公顷，由省级投资公司投资5 000万元，当地村民以土地入股。采取以下模式进行分配：一是村集体领办收益分配模式。农户土地入股（占毛收益10%）+村集体经营（占毛收益90%）+农户基地务工模式（政府补助资金和收益以农户务工工资发放）。二是村集体经济（占收益10%）+农户土地入股（占收益10%）+龙头企业（占收益80%）。由于疫情影响，预期的农产品上市价格和销量均受到冲击，导致公司和合作社收入不及预期，目前水产产业后续维护、运营资金投入不足，使E村特色生态产业收益不及预期，发展受到影响。

　　四、结论、启示与防范对策

　　（一）结论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要求。贵州在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过程中，牢牢抓住乡村产业项目建设这一关键，依托优势资源，高质量建设乡村产业项目，使之成为“脱贫摘帽”农户稳定脱贫的利器。但在乡村产业项目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贵州部分乡村产业项目申报阶段存在对预期收益过分乐观的情况。一些种植类、养殖类、文旅类部分项目实际盈利情况没有达到申报时的预期水平，项目规划时存在过分乐观情绪，也揭示了产业脆弱性的深层次问题。二是贵州部分乡村产业项目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面临一定困难。这对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增收带动作用有限，承诺的收益分红难以兑现，不仅影响了项目的社会效益，也降低了农户的信任度与支持度。三是贵州部分乡村产业项目的选择过程缺乏充分的前期论证与规划。这主要是由于项目选择周期过短、资金考核压力大等原因导致的。四是贵州部分乡村产业项目在财务管理方面也有不足之处。部分项目收支关系松散，资产负债平衡观念缺失。五是贵州部分乡村产业项目存在盲目规模化问题。一些项目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了市场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平衡问题，导致经营成本上升、价格竞争加剧以及产品滞销等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贵州乡村生态产业项目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持续带动增收能力不足，乡村产业项目存在一定脆弱性，“脱贫摘帽”农户规模性返贫风险客观存在，需要引起重视。

　　（二）启示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过程中，国家采取鼓励性而非全面兜底的策略来支持乡村生态产业项目的建设，即通过奖补机制激发地方活力［8］。然而，贵州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一些地区的乡村产业项目往往依赖于地方政府举债进行配套投资。这种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项目的启动，却也有弊端。如果产业项目自身未能实现持续盈利，债务便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影响财政健康［9］。部分乡村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存在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随着政策红利的逐步减退和资金支持的结束，部分产业出现缺乏自我造血能力而陷入难以为继的情况。这些村办企业所背负的债务，无论是源自金融机构的贷款，还是市场募集的借款，都是累积的乡村债务，有可能会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由此对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构成影响。因此，要对村债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及早评估可能对乡村产业项目的冲击，避免影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防范对策

　　第一，增强乡村产业项目选择能力。产业脱贫效果的最关键环节是乡村产业项目选择。增强乡村产业项目选择能力，一是通过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让公众和利益相关方能够监督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二是加强监管，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确保在选择乡村产业项目时能够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三是提升对生态产业的认识和理解，减少因认知偏见导致的动机偏差。四是引入第三方评估，通过引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确保决策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五是建立产业选择中科学的利益联结与共赢机制。六是适当延长资金考核周期与资金使用进度考核周期，为基层提供更加充裕的决策时间，减少选错产业的“第一风险”［10］。

　　第二，建立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农产品是农业直接产出物，生态农产品的价值实现不仅关系到农户特别是“脱贫摘帽”农户能否持续增收，更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11］。建立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是理性调控种养规模，避免同质化竞争。二是降低成本，提升农产品生产端盈利空间。三是提高产销对接效率和增强韧性。四是延长生态农产品价值链条。五是加强对生态农产品质量管理。

　　第三，加强乡村产业项目财务管理。乡村产业项目财务规范管理是乡村产业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加强乡村产业项目财务管理，一是提升乡村产业项目财务的透明度与稳健性。二是编制详细的乡村产业项目资产负债表，明确项目的资产与负债状况。三是要素投入中严格按照市场成本收益进行财务核算与管理。四是加强对虚构资产与虚拟收入的核查与清理工作，确保项目收支的真实性与平衡性。五是优化债务结构，化解村债风险，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加稳健和持久的动力［12］。

　　参考文献：

　　［1］汪三贵，周园翔.构建有效的防规模性返贫的机制和政策［J］.农业经济问题，2022（6）：12-22.

　　［2］赵普，龙泽美，王超.规模性返贫风险因素、类型及其政策启示：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J］.管理世界，2022，38（11）：146-158.

　　［3］李贺，刘叶菲，王一凡，等.石漠化生态脆弱区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8）：222-231.

　　［4］文宏，辛强.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的风险测度：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冲击的考察［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21-30.

　　［5］王海燕.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J］.东南学术，2023（5）：157-166.

　　［6］邵侃，商兆奎.后脱贫时代规模性因灾返贫风险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机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4）：87-100.

　　［7］邵侃.脱贫民族地区易灾农户脆弱性诊断与返贫致贫风险治理：以西南地区M苗族自治县为例［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4）：89-99.

　　［8］孙晗霖，蒲彦鑫，侯青青.西部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返贫致贫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3）：131-142.

　　［9］姜晓萍，郑时彦.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阻断机制［J］.理论与改革，2023（1）：130-142.

　　［10］谢治菊.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J］.中州学刊，2023（12）：14-23.

　　［11］吴开亚，郑睿，李婷婷.基于贫困脆弱性形成机制的家庭返贫风险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4，30（6）：74-86.

　　［12］黄锐，周坤.风险与韧性：规模性返贫韧性治理模式构建与实现路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3）：135-143.

　　［责任编辑：樊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