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刘风，魏帅闯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河南郑州450046）

　　摘要：县域城乡融合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采用座谈会、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收集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研究发现，兰考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做法成效主要体现在坚守焦裕禄精神，践行嘱托促发展；党建引领强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正创新聚合力，推进治理现代化；科学规划优布局，构建融合新机制；开发资源禀赋，共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兰考取得上述成效与其推进城乡融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密不可分，包括发挥党建引领、创新干部能力建设、打造试点示范、推进项目建设、建立健全多维保障等体制机制。兰考的做法为其他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基础相似的县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县域治理；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河南兰考

　　中图分类号：F724.6文献标志码：A
 

　　当前，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城乡融合发展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1］；受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缓慢［2-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县域作为涵盖并连接城镇与乡村的行政区划单元，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的交汇点［5-7］，以县城为中心，依托熟人、半熟人的社会关系网络［8］，兼具城市性与乡土性特征［9-11］，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关键节点［12］。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约90%，人口占全国的64%。因此，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和重点［13］。

　　城乡融合是城乡双向发力、共同建设的过程，涉及空间、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多个层面［14］。应树立正确的城乡融合发展观，摒弃城市中心主义，辩证看待城乡共生关系［15-16］，目标是实现“县城—镇—村”在空间、要素、产业、设施、服务和治理上的全面融合［17］。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强大动力，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当前，河南省兰考县正在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期推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兰考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联系点，2024年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兰考调研提出县域治理“三起来”10周年之际，也是焦裕禄同志逝世60周年，这进一步强化了本研究的时代意义。本研究以兰考为例，在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指导下，由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7名师生和安徽大学2名教师组成专题调研组，采用座谈会、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于2024年7月23日至8月1日在兰考开展了为期10天的调查研究。结合本次调研主题，调研组分别对县领导、县直各局级单位领导等开展访谈18次，对乡镇干部、村干部、企业代表、个体户代表、村民代表等开展访谈20场次，同时实地走访堌阳镇徐场村、三义寨乡付楼村、东坝头镇张庄村、葡萄架乡杜寨村、仪封镇代庄村、红庙镇等8个村镇，深入考察了红庙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付楼村开发新能源和光伏产业、张庄村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何寨村打造生态旅游观光、代庄村和白云山村探索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徐场村打造中国民族乐器之乡、杜寨村发展蜜瓜产业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模式。本研究着重对兰考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建设的做法成效、主要体制机制创新进行分析和提炼，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兰考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带来的启示，以期为其他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基础相似的县市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以降低其探索与改革的成本。

　　一、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理论依据与根本遵循

　　（一）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理论依据

　　县域是城乡联动的基本地域单元和重要渠道［18］，它连接着大城市与乡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枢纽作用［19-20］，促进县域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合理规划城乡建设布局、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推动人口、技术、资本和信息等要素高效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域是一个功能齐备的基本完整的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备完整的空间、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21］，“县—乡—村”之间相互依存、影响和交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域共同体。因此，需打破城乡规划的割裂状态，构建城乡融合、县域统筹的规划管理与实施体系［22］。在党的组织架构和国家政权体系中，县级单位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因此，县域治理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级工作落实到位，才能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要抓住健全乡村组织体系这一关键，突出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完善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先进创建与后进整顿，全面增强乡镇领导班子推动乡村振兴的能力。二是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坚持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加强党建对基层治理的引领作用，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优化资源配置，为群众提供更精准、精细的服务。三是创新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城乡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提升治理效能，确保城乡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二）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根本遵循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兰考结合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抓好改革发展工作提出县域治理“三起来”工作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三点建议蕴含了丰富的城乡融合发展思想，是推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遵循。

　　一是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实现强县和富民统一，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坚持以富民促强县，以强县保富民，既注重通过高质量发展奠定强县发展的坚实根基，又注重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富民的目标。

　　二是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当前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推动县域改革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要素流通不畅通等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释放城乡要素活力，激发城乡居民创新创造活力。要把兰考发展潜力转化为发展优势，根本靠改革。

　　三是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关键在于以城带乡、以乡促城，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需突破城乡分割的规划限制，构建城乡一体化和县域统筹的规划与实施体系，应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形成城乡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兰考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做法与成效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应立足于县域社会的整体性，重塑县域内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县城与乡村一体化协同发展［23］。基于这一格局，县城成为优化城镇化结构和调整城乡关系的核心支撑，乡村治理需与县城治理紧密衔接，通过县城的公共性机制，将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覆盖到乡村，从而破解乡村振兴公共性不足的问题，推动县域城乡实现高质量共治［24］。兰考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方面用实际行动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一）学习焦裕禄精神，践行嘱托促发展

　　作为河南省县域治理“三起来”的示范地和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承载了深厚的红色基因，他们始终将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焦裕禄精神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是学习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精神。总书记将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一精神成为兰考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引。它激励着党员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展现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品格，以及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品德。在焦裕禄精神的引领下，兰考干部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二是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论述。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近年来，兰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三起来”为根本遵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打造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协同共生的深度融合格局。

　　（二）党建引领强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具备独立的治理功能和运作模式，在连接中央与基层、承接决策与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以独立逻辑推进社会治理［25-26］。在此背景下，兰考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加强“五星党支部”建设，通过强化组织建设，不仅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还锤炼了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提高了他们在工作中的执行力，这一举措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兰考坚持“书记县长负总责、四大班子齐上阵”，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以解决问题为标准开展“百日住村”，县级干部以上率下，每周到分包乡镇（街道）所辖村住一晚，与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和群众座谈交流，帮助理清工作思路，提振干群斗志。目前已有114名领导干部开展了1 955人次住村活动。

　　二是加强“五星党支部”建设工作，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兰考注重党群服务中心的改造升级，实施“双绑”机制等10项专项工作。以工作实绩为核心积极创建“五星党支部”，通过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构建了县级层面的“三调联动+府院联动”、乡镇层面的“五位一体+多方联动”、村（社区）层面的“一村（格）一警+九员合一”治理机制，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县域治理模式与现代化治理经验。

　　三是构建网格化治理体系，提高县域精细化治理水平。在县域治理实践中，韧性被认为是高效治理的重要标志。为增强县域韧性治理能力，需要重点建设网格化治理体系［7］。兰考在实践中健全“村党支部书记联系村民小组、村‘两委’干部联系党员、党员包户”的村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划分微网格，开展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平安联创等服务管理工作。制定《兰考县积分赋能乡村治理评分标准》，在全县成功创建“四星”支部以上的143个村（社区）开展积分制推广运用工作，探索运用“小积分”赋能乡村“大治理”，深化探索捐钱、捐物、捐劳力和“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系列评选等“积分”管理办法，提升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守正创新聚合力，推进治理现代化

　　县域治理能力体现县级党委、政府执政水平，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也反映国家治理理念转变和体系优化的趋势［27］。因此，加强县域治理能力建设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兰考传承焦裕禄精神的“三股劲”和“三起来”要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以开放态度吸纳资源，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守正创新，推动思想观念和制度的持续变革，实现县域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目标。

　　一是在干事创业中守好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兰考通过守好焦裕禄精神之正和乡村振兴之正，在全县开展焦裕禄精神诵读活动，在县委常委会、党政碰头会、四大班子联席会、每周一升国旗仪式等会议活动前集体诵读焦裕禄精神“五个方面”“四种内涵”“三股劲”和《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引领干部在潜移默化中深学细照笃行，把兰考建设成为处处彰显焦裕禄精神的高地。

　　二是鼓励创新精神，不断突破瓶颈。兰考努力争创中国式现代化兰考实践之新，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农村能源革命、高标准农田建设、绿色生态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探路示范，打造乡村全面振兴高地。通过坚持守正创新，打造拼搏兰考的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新模式。为响应国家号召、实现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兰考要求全县上下始终保持拼搏的状态、赶考的姿态，建立了四大班子月度联席会议制度，激励先进、末位表态；坚持引导干部下沉基层，继续选派县直单位自筹差供人员到乡镇一线工作，支持退出实职的股级以上干部到村任党支部书记或第一书记，营造“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众比着干”的浓厚氛围。

　　（四）科学规划优布局，构建融合新机制

　　在新时期，县域已成为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需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县域规划，完善城、镇、村节点功能［28］，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和多元化服务体系［29］，通过科学规划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30］。兰考重视规划先行，通过科学谋划和整体布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一是科学编制乡村规划。为构建“一带两廊三区三心”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对全县432个村庄精准分类，完成113个实用性村庄规划。不断统筹推进城乡规划，兰考全面完成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完成“三区三线”方案划定及14个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美丽村庄规划编制和环境整治。

　　二是加快实现城乡在教育医疗方面的融合发展。一方面，加快优质教育均衡改革，持续推进初中向县城集中、寄宿制小学向镇区集中。另一方面，加快医共体改革，对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实行“七统一”管理，“县做强、乡辅助、村保障”，加快推动药品耗材中心投用、实现全县药械统一。县级医疗、教育及养老体系的共建共享，构建了以县城为引领、乡村为支撑的城乡互动与相互促进的新机制［24］。

　　（五）开发资源禀赋，共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地理、资源、产业等差异挑战［10］，因此，县域社会治理需因县施策，立足县情分类治理［26］。兰考依托区位、政治和资源优势，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同时整合外部资源，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是立足现有农田、土地优势，多措并举赋能乡村发展。通过建设60万亩高标准农田，运用市场化运营手段，探索“800+分红”“双绑”“三化”“五统一”等经营模式，促进村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借鉴“飞地抱团”模式，整合村际的土地、人力、技术、市场等资源，共建飞地产业园；借鉴“共富工坊”的运作模式，依托村内闲置的房屋和土地等资源创办特色工坊，做到将发展项目直接引入村庄，将就业机会送到农户家门口。

　　二是立足农产品资源优势，持续壮大绿色食品产业。与河南农业大学对接合作、建设以仪封园艺场为核心的省级农高区，积极创建国家级现代奶业农业产业园，放大“兰考蜜瓜、兰考花生、兰考红薯”国家地理标志效应。

　　三是依托泡桐资源和乐器加工资源，加快对外合作。推动上海民族乐器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佳音王等兰考生产基地建设投产，落实落细与中央音乐学院10项合作，举办乡村民乐节、百台古筝进央音、弘扬焦裕禄精神原创歌曲音乐会等活动，擦亮“中国民族乐器之乡”品牌。连续两年举办“人民的节日·民乐的盛会”兰考桐花节，运营黄河湾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三、兰考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

　　（一）发挥党建引领体制机制

　　坚持党建引领、扎根基层、系统施策是县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兰考全县上下重视发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并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扎根基层，充分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城乡融合治理体系创新。

　　一是在县域层面强化党建引领机制，构建城乡融合治理体系，涵盖产业融合、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方面工作。由县委、县政府统筹推进，干部躬身入局，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复杂形势，稳步迈向新时代发展目标。二是在乡村层面依托“五星党支部”建设，推动人文乡村发展，在“五星”支部村建设文化大院，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通过推广乡村治理积分制，用“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创新干部能力建设机制

　　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和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是县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强大生命力。为增强群众内生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兰考注重领导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积极营造“领导领着干、干部抢着干、群众比着干”，以上率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的浓厚氛围。

　　一是优化驻村帮扶机制，探索“干部带头、全域覆盖、支部结对、党员联户”的模式，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与村党组织结对共建。通过实施驻村帮扶“五个一”工作法，落实政策、改善环境、发展主导产业、创建“五星”支部、涵养文明乡风，切实提升帮扶实效。二是注重培养干部服务意识，将驻村一线作为干部培养和选拔主阵地，采取多形式培训提升能力。定期开展“驻村标兵”评选和“赛马式”点评，推动县级干部深入一线，把各类工作会议直接开到基层。

　　（三）打造试点示范体制机制

　　坚持先进理论的引领、守正创新，是县域治理体系的灵魂，也是兰考县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动力。兰考试点示范工作的推进，有先进理论指引，也有守正创新精神的支撑。在脱贫攻坚时期、衔接阶段以及当前的乡村全面振兴时期，兰考都敢于试点示范，在不同的发展领域争当第一，重视形成脱贫攻坚的兰考经验、县域治理的兰考经验以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兰考经验。

　　一是牢记“把联系点建成示范点”的政治责任。运用市场化理念推进黄河高滩村丁圪垱、杨圪垱的搬迁安置工作；深化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十大应用场景先行先试。二是坚持系统思维，用守正创新的精神打造系列兰考模式。通过抓全国整县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建设高标准农田10个万亩方11.84万亩，“投融建运管”模式在全省推广；探索“干部带头、全域覆盖、支部结对、党员联户”驻村帮扶模式、“一懂两爱”科技服务模式、“全域养老夕阳红”兰考模式、“无废城市”建设“165N”模式。一系列兰考模式的创新，成为兰考建设城乡融合治理体系的具体表现和先进经验。

　　（四）优化项目建设体制机制

　　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科学规划、系统谋划，是兰考县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经验。兰考坚持“项目为王”，以项目建设推动国家战略的落地，并通过系统谋划，重视城乡融合治理体系的项目推进。例如，针对招商项目、在建项目、停工项目等分类施策，优化重点项目攻坚机制，隔周一次普遍调度、一次现场办公，攻坚范围扩大到县委常委会乡镇现场办公确定的事项。

　　一是坚持推进新兴产业项目，激活一批资产资源。坚持把盘活存量和低效资产作为项目攻坚的重中之重，直奔问题、直面矛盾，每周雷打不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上堂”“过筛子”。二是坚持发展三产融合项目，扩大项目收益。三是坚持发展城乡融合项目，以增强镇区辐射能力。完善镇区内部交通路网结构，统筹推进给水、排水、污水、供电、燃气、通信等各类管网设施建设，提升镇区生活品质。开展“六乱”整治清零行动，消除马路市场，加强强弱电整治，推进街景改造，提升镇街形象品位。各乡镇要提升现有产业园区，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发展产业。

　　（五）建立健全多维保障机制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积极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县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所在。兰考通过多维保障机制建设，确保县域内城乡融合治理体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长，有关县领导为副组长的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财政局、水利局等单位一名副职组成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工作开展。二是建立工作平台。探索建立县乡村三级社情民意服务平台，形成了“社情民意打头，三调联动跟进，诉讼服务保障，司法解决兜底”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兰考模式，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抓好资金、科技进乡村和乡贤、青年返乡“两进两返”，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三是健全考核机制。制定了创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工作方案，坚持“周通报、月考评、季观摩”工作机制，推动责任落实和工作成效提升。

　　四、兰考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经验启示

　　（一）重视思想引领，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

　　县域社会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连接点，融合了两者的特点，呈现出独特的“城乡中国”特征［31］。兰考在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建设中，始终保持高政治站位和理论水平，以“拼搏赶考”的精神，不断向党和政府提交满意答卷。

　　一是要时刻牢记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乡村，难点也在乡村，实现县域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就是县域乡村振兴。县域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需持续增强其对“乡”的带动能力；在资源配置层面，应推动公共资源在城乡间更均衡、更合理地分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原则，引导更多公共资源向农村流动，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32-34］。二是要时刻按照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已明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意见，这要求有连接城乡发展的空间纽带和实践平台，以重塑城乡发展空间布局。

　　（二）重视党组织建设，着力培养高质量干部队伍

　　县域作为我国基本的治理单元，县级党委、政府是县域治理的“领头羊”［35-36］。在县域层面，条块间关系错综复杂，既存在协作也存在竞争［37］。因此，需创新并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县域社会治理模式，建立“平等协商、真诚交流、共谋共识”的治理体制机制，助推县域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8］。在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兰考形成了一支觉悟高、能力强、作风硬、可信赖的党员干部队伍。这关键在于对党组织建设的重视，通过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干部队伍质量。

　　一是要继续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设置，确保党的组织全面覆盖各领域、行业、单位，构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以此培养具有战斗力的基层干部。二是要提高组织能力，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传播党的理念、执行党的决策、引领基层治理、凝聚群众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的坚实战斗堡垒，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政治能力，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三是要严明党内政治生活纪律，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确保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符合时代要求、坚守原则底线、充满战斗力，营造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以严谨的政治生活规范，促使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保持清廉正直的政治本色。

　　（三）重视规划先行，科学布局县域的治理格局

　　县域内城市与乡村的各要素相互联结、影响、交流，城乡融合被看作是各主体间不断互动的动态过程［3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策不配套，实践当中必然疙疙瘩瘩，也就谈不上形成合力。”［39］兰考推动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是重视规划先行，这一战略思路强调了前瞻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性。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提高县域治理水平，促进县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要秉持整体视角。在制定县域治理规划时，需全面考量县域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及社会结构等要素，确保规划具备前瞻性和战略眼光。二是要明晰发展愿景。依据县域实际状况，科学合理地确立发展目标，涵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确保目标既贴近实际又具挑战性。三是要强调规划融合。加强各类规划间的对接与协同，确保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互一致、相互支撑，形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局面。

　　（四）重视工作落实，协同提升县域治理成效水平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于，既要强化城乡地域系统的集聚效应，又要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40］。为此，需提升县城的公共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针对服务弱项及时补短板，以增强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41-42］。兰考以县域空间为支点、政府为主导、经济为支撑，围绕城乡融合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推动空间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联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县域整体振兴和治理优化。

　　一是要细化责任分配。将县域城乡融合治理的各项任务具体落实到相关部门及岗位，明确责任人及完成期限，确保每项工作均有专人负责、有人监管。二是要强化监督评估。建立完善的工作落实监督机制，定期对各项工作进展进行检查与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对工作不力、推诿扯皮等行为严肃追责，以形成有效的工作驱动力。三是要促进部门协同。各部门需加强沟通与协调，打破信息隔阂，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通过联合执法、联合督查等举措，凝聚城乡融合治理的合力，共同攻克县域城乡融合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难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贺雪峰.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振兴的阶段［J］.贵州社会科学，2021（8）：133-138.

　　［3］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兰州学刊，2007（7）：87-90.

　　［4］刘娜.断裂型社会排斥：农民工社会福祉融入的制度、区域与阶层困境［J］.山东社会科学，2019（4）：80-84.

　　［5］王春光.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实践：基于对太仓与晋江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23，38（3）：1-22.

　　［6］董雪兵，韩奇.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透视与对策［J］.国家治理，2024（5）：16-20.

　　［7］张瑞芳，孙迎联.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趋向：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框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6）：82-91.

　　［8］谭明方.县域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理论探析：基于社会学的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22（6）：66-82.

　　［9］狄金华.县域发展与县域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学的田野研究单位选择及其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1）：47-58.

　　［10］袁方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框架及推进路径［J］.人民论坛，2024（2）：44-49.

　　［11］卞成日，芦恒.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社会的多重蕴涵及发展理路［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5）：67-76.

　　［12］黄承伟.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遵循、实践路径和经验启示［J/OL］.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5-01-0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330.C.

　　20241218.1031.002.html.

　　［13］曹萍，古智猛.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进一步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指向［J］.社会科学研究，2024（6）：39-44.

　　［14］周江燕，白永秀.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2）：5-17.

　　［15］韩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J］.理论视野，2018（11）：5-8.

　　［16］冯永泰.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依据、问题与路向：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23（8）：23-31.

　　［17］周振，姚柳杨.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价值内涵和实现路径［J/OL］.农业现代化研究，1-11［2025-01-14］.https：//doi.org/10.13872/j.1000-0275.2024.1616.

　　［18］韩广富，齐婉兵.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进路［J］.学习与探索，2024（11）：115-126.

　　［19］罗必良，耿鹏鹏.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1）：16-28.

　　［20］涂圣伟.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基本导向与推进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8）：35-45.

　　［21］樊红敏.县域政治运作形态学分析：河南省H市日常权力实践观察［J］.东南学术，2008（1）：69-77.

　　［22］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1-38.

　　［23］陈文胜，李珊珊.城乡融合中的县城：战略定位、结构张力与提升路径［J］.江淮论坛，2023（5）：13-19.

　　［24］吴业苗，张湘沂.县域城乡共治的公共性理路：基于乡村振兴与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阐释［J］.学术界，2024（11）：104-115.

　　［25］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8（6）：2-7.

　　［26］何雪松，覃可可.城乡社会学视野下的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J］.社会科学辑刊，2021（4）：73-79.

　　［27］于建嵘，张正州.理念、体系、能力：当前县域治理的转型困境与发展方向［J］.学术界，2019（6）：83-89.

　　［28］叶兴庆.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

　　策略［J］.管理世界，2021，37（4）：98-112.

　　［29］黄振华.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J］.理论与改革，2022（4）：156-165.

　　［30］孔祥智，谢东东.城乡融合发展面面观：来自县域的报告［J］.河北学刊，2022，42（2）：129-139.

　　［3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10）：128-146.

　　［32］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J］.管理世界，2007（9）：62-68.

　　［33］魏后凯.深刻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20（6）：5-8.

　　［34］钟甫宁.从要素配置角度看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历史变迁［J］.中国农村经济，2021（6）：2-14.

　　［35］杨华.县域治理中的党政体制：结构与功能［J］.政治学研究，2018（5）：14-19.

　　［36］于建嵘.县级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8（1）：4-7.

　　［37］杨华.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8-13.

　　［38］芦恒，卞成日.城乡交流中的多尺度网络与重构：以韩国的经验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5）：40-53.

　　［39］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4.

　　［40］刘威，徐明琨.“城乡”作为一个治理单元：城乡共治的理论争辩与中国实践［J］.学习与探索，2022（11）：49-59.

　　［41］王凯霞.县域城镇化促进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J］.经济问题，2022（4）：124-129.

　　［42］彭青，田学斌.积极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J］.理论探索，2022（4）：101-107.

　　［责任编辑：李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