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正，李强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46）

　　摘要：乡村全面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全面振兴，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的关键举措，对于推动乡村经济生态转型、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系、铸牢农村居民文化自信自强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存在农村产业转型缺乏特色、农村居民生态保护意识较弱、生态保护法律执行效果不佳等问题。为此，须因地制宜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加快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志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包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生态基础。乡村振兴战略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生态问题日渐显现，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制约因素。农村迫切需要探索一条绿色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广大农村绿色发展保驾护航，能够进一步指引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积极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是对传统乡村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也是实现农村繁荣、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必由之路。

　　（一）助推农村生态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

　　产业旺则乡村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农村传统产业面临巨大压力。农村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较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全过程，通过“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传统农业产业突破了“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生态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2.0版本。通过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生产与生态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农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益，明确了农村产业发展的“绿色、低碳、循环”转型方向，为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融入，将使乡村产业振兴在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二）促进农村人居生活环境的持续改善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农民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传统农村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开发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包含有害化学物质的废水、粉尘、有害气体，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且对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造成威胁，农村环境污染成为影响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严重制约因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农民从垃圾集中处理入手，先易后难，层层递进，把一个个“盆景”连成一道道“风景”，实现了从一处美到全域美的迈进［2］。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使乡村振兴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让农民切实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红利。

　　（三）涵养农村乡风家风民风的有效抓手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未间断，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乡村振兴，积极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全面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可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治理、民风民俗、村规民约，逐渐形成村民的先进文化自觉，带动文化旅游、民俗体验、民间艺术等文化产业发展，能真正实现精神富有、物质富足的美好乡村愿景。

　　（四）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长效机制

　　传统道德教育提倡“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传统生态理念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界定比较模糊。当前，因时因势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要践行群体。然而，部分农民受“宗派亲族”小农思想影响，生态道德素养较低，单纯依靠“自治”“德治”已无法满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全面开展环境治理工作，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运用法治思维方式解决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法治理念逐渐凸显。不断健全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长效机制，才能使农民更加积极参与农村生态环境维护治理，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困境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看到农村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又要注重现实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这些困境既源于农村地区技术、市场等客观因素，也涉及农村居民道德、文化等主观因素。厘清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对探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振兴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生态经济产业转型缺乏特色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广大农村不断探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路，通过关停“小、散、乱”企业，培育“文化+旅游”“美丽乡村+农业”等模式，拓宽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生态优势转变成了民生福祉［3］。部分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典型案例，积累先进经验，挖掘自身发展优势，不断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研学旅游、绿色循环等可推广的发展模式。

　　虽然农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显著，但从整体发展看，由于农民易受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依然存在思维固化、观念陈旧封闭。首先，部分农村没有考虑将经典生态经济产业模式与自身发展实际相结合，照搬照抄痕迹明显。全国范围内约有70%的农村将生态经济产业聚焦于“农家乐”“采摘园”“民宿”等模式，转型内容高度相似，游客体验单一，难以形成长期吸引力。地理位置相近地区特色资源相似，农村生态经济产业转型同质化现象突出。其次，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产业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导致农村特色产业收入增长缓慢。2023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 691元。202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119元，较上年度仅增长6.5%。最后，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力不强，党员队伍年龄结构老龄化明显，缺乏活力和创新力，也是导致农村生态经济产业转型困难的原因。

　　（二）农民生态保护意识亟待提升

　　虽然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变迁，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现代农民的多元价值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所不同。农民固有的小农思想导致其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感较弱，个别农民在面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冲突时优先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和谐共生思想，生态保护意识亟待提升。

　　当前，受知识文化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所限，部分农民整体生态保护意识不强。生态环境部2023年发布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报告》指出，仅有25%的农民会主动参与秸秆还田等环保行动，约40%的居民表示“不知道如何参与”。另外，部分基层单位受制于资金、技术水平、环保理念等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采用单一的方式宣传，宣传内容与形式枯燥，缺乏创新性，没有考虑到农村主要受众的习惯。

　　（三）农民生态法律执行效果不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污染防治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10余项法律法规，配套出台了多项专项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当前，广大农村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德治”“自治”到“德治”“自治”“法治”相结合的全面转型阶段。例如，浙江省注重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法治教育，完善村规民约，持续推动移风易俗深入人心。这种典型做法不断激发了乡村内在活力，实现了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改造提升。

　　尽管农村地区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浙江等地为农村地区推动生态法律治理发挥了典型带头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农村生态法律普及过程中部分农民参与程度较低，执行效果不佳。2024年农业农村部一项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农村污染防治法律的执行率仅为40%~50%，远低于东部地区的70%~80%，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执行生态法律时存在“重形式、轻实效”，导致法律落实不到位，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全面振兴的策略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4］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振兴，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需要在产业发展、文化培育等方面创新发展，深刻把握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一）因地制宜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发挥农村产业造血功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将“绿水”“青山”等自然资源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发挥出来，推动农村地区实现“以高污染换取高效益”向“环境与经济共赢”转型。《“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农村生态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不仅需要借鉴优秀案例，学习其先进模式，而且需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特色优势，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特点发展生态经济产业。例如，浙江省安吉县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和白茶产业，推广培育竹林栽培技术，发展“全竹利用”的竹木资源深加工产业，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生态茶园，推动白茶深加工企业发展，实现了生产助力农业经济转型发展，为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发挥农村产业造血功能提供了较好案例。

　　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农村电商业态蓬勃发展。2024年，全国行政村通5G比例超90%。农村生态产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依靠互联网数字技术培育新型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完整的农业产业链，鼓励农民积极自主创业，因地制宜让农产品“卖得掉、卖得好”，充分发挥产销贯通、贸工农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势特色。例如，甘肃省酒泉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施“直播带货+短视频宣传”，增加了绿色、高品质农产品销量，拓宽了农民收入渠道，实现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的数字化转型。农村产业造血功能的发挥需要政府更加关注扶持政策的推出、基础设施的优化、外来资金的引入，实现农村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途径。

　　（二）加快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促进生态智慧农业发展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农村生态建设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可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在智慧农业中的应用与发展。采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和生物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能够推动生态智慧农业发展。例如，河南省郸城县种植玉米时，在翻地、起垄、播种、收割等方面，实现自动化操作、机械化作业；在增强土壤肥力方面，通过提纯微生物中的有机物质增强土壤肥力，提高玉米质量，减少因施加有机肥料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日常治理方面，运用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无人机喷施农药等先进技术降低人工成本，对农作物生产进行集中管理，有效提升了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

　　生态文明建设要注重生态技术的创新发展，充分利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构建美丽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以完善的数字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效率。例如，山东省将“5S”技术引入生态环境监管工作，实现了从传统监测向智慧监测转变，环境质量、污染源等实时监测数据实现“即产生、即共享”，有力支撑了各地区环境形势综合研判、污染追因溯源、污染治理等工作的开展［5］。科学技术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有效推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各方面。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增强农民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价值观念，提倡农民遵循二十四节气规律进行农耕活动。传统农耕文化所包含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理念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倡的“低碳、环保”等观念存在着价值耦合。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与现代追求的“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生态思想高度契合。

　　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不仅需要服务农村与农民，而且要与时代相互促进、融合发展。例如，文化类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将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融入大数据传播媒体，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引起广大受众的情感共鸣，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推动了农民将其吸收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力，增强了农民生态保护意识。增强农民生态保护意识，培育农民良好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要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相关知识充分融合，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弘扬与传承，营造农村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提供支持。

　　（四）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

　　不断完善制度和推进法治化进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美丽中国建设责任体系”“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四个方面归纳了落实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针对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在部分农村地区宣传滞后、执法力度较弱、执法效果不佳等现象，夯实农村法治基础迫在眉睫。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建立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形成“良法善治”的生态法治秩序，有序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6］。

　　传统农耕文化内嵌着诸多具有德治特征的文化习俗，要积极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发挥声望高、受众认可的老党员、老模范等群体的示范作用，引领文明道德风尚，为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7］。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注重制定符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其中，明确村民在生态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提升村民法治素养，明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导责任制度，坚决扛起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法治建设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只有将“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融入农村基层治理过程，通过制定适合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项法律法规，明确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内容，确立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引领地位［8］，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可依，才能不断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效能提升。

　　参考文献：

　　［1］谭明方.县域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理论探析：基于社会学的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22（6）：66-82.

　　［2］李慧，胡中信.“千万工程”经验对西南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高质量发展的启示［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4，26（6）：60-66.

　　［3］张博.“千万工程”经验案例蕴含的时代特征、发展理念、推进机制和工作方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4）：60-66.

　　［4］郎宇，王桂霞.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突破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4，39（1）：29-48.

　　［5］张益，宋洪远.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传导机制、关键问题与路径优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3，42（3）：1-9.

　　［6］余贵忠，周折.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研究［J］.中国农机化学报，2022，43（9）：224-231.

　　［7］孔祥智，谢东东.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特征和理论创新［J］.社会科学战线，2023（6）：87-94.［8］李宁，李增元.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村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J］.理论导刊，2022（4）：72-78.

　　［责任编辑：李伟杰］